黃子明－《台籍慰安婦》
公元2000年12月7日至12日，在日本東京靖國神社附近的九段會館舉行一場「女性國際戰爭法庭」（Women's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 2000，簡稱2000東京大審），在一場歡迎晚會上，來自台灣、中國、南北韓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、印尼、東帝汶、荷蘭等國的前日軍性奴隸受害者，暫時拋卻傷痛，用歌舞展開跨語言的交流，林沈中、蔡芳美、鍾榮妹等幾位台灣原住民阿嬤發揮她們歌舞天份，在「娜魯灣多伊呀娜呀嘿……」歌聲中，帶動全場氣氛到最高點。
在那場晚會的現場，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，這些年過七八十歲的老人，多數沒受過良好教育，甚至目不識丁，但來自不同國家的她們，許多人卻可以用流利的日語交談，可以共同吟唱彼此熟悉的歌謠，當年受日本殖民或佔領統治的歷程，讓她們對加害者多了一份矛盾且複雜的情感，如今也成為她們向日本政府討公道的共同基礎。
回台之後，我先選定6位阿嬤做為我拍攝的對象，3位住在花蓮縣的原住民阿嬤，她們當時都在原住部落附近的日軍營區擔任打掃雜務工作，後來卻被迫充任慰安婦，3位住在新竹縣新埔鎮的客籍阿嬤，她們當年原本應徵食堂服務生及看護助理，而被騙到中國海南島成為日軍性奴隸；這基本上是台籍慰安婦受害地點的兩種類型，一在本島，一到海外。但不論在本島或海外，也不管受害時間長短或原因為何，痛苦的經驗並未隨著戰爭結束而停止，社會及家庭的壓力，仍如影隨形地跟著她們一輩子，讓她們抬不起頭來，甚且嫌惡自己的身體。
婦援會是台灣首先投入慰安婦議題的NGO團體，多年來也持續推動此一議題的社會運動，更對阿嬤提供生活照顧及進行身心治療，我曾參加多位孑然一身的阿嬤告別式，在她們人生最後一刻，只有形同家人的婦援會社工到場為她們張羅後事，從一個社工員的角色來說，我看到台灣新一代女性在專業角色的成功及努力，她們每一個細節都站在阿嬤的角度去思考，善盡一位社會工作者的職責。
在身心治療課程中，我不僅是個記錄者，也曾與老師、社工共同參與其中，而透過親身參與，當然更能深入了解她們不易顯露的內心世界，這對我後來將關注焦點集中在阿嬤的身心療癒，有密不可分的關聯；老師透過戲劇、美術、音樂等形式，讓阿嬤重建對自己身體與意識的主體性，試圖洗除她們的自我嫌惡感，這種療癒過程近乎舞台劇的一幕幕場景，對我在尋找影像表現形式有極大的啟發作用，同時也解決時間軸上，某些影像無法彌補的缺憾。
如今對我而言，最重要的是，這些影像讓一群人類黑暗歷史見證者、也是受害者站出來，她們之中願意挺身而出的，可以拿下面具向世人控訴結構暴力，還有壓力的人，依然可以委身面具之後，等待一個公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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